我是王不悔

雷锋日记/洪启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
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
你既然活着，
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加利福尼亚超级市场/金斯堡

    今夜我多么想你，华尔特.惠特曼，我走在人行道的树下，带着头痛的自我感觉，望着空中的圆月。
    我又累又饿，我要购买形象，我走近霓虹水果超级市场，梦想着你列举过的事物。
    何等的桃子!何等的半影!全家在夜里采买!满走廊都是丈夫!妻子全在鄂梨中!小孩都在番茄里!----而你，加西亚.洛尔迦，你在西瓜边干什么？

    我看见你，华尔特.惠特曼，你没孩子，孤独的老苦力，你手指戳着冰箱里的肉，眼睛瞟着食品柜伙计。
    我听见你在问一个个问题：谁干掉了牛排？香蕉什么价？你是我的天使吗？
    我跟着你，在闪闪发光的罐头货架之间走来走去，在想象中被店家雇的侦探紧跟着。
    我们在孤独的幻想中穿过敞开的通道，尝着洋蓟 ，占有一切冰冻佳肴，但从不经过收款处。
    我们上哪去，  华尔特.惠特曼？还有一小时就关门，你的胡子今夜指向何方？
    （我抚摸着你的书，梦想着我们在超级市场的冒险，觉得挺古怪。）
    我们会不会真也在空寂无人的街上流浪？树影叠着树影，屋子里灯都熄了，我们俩那么孤独。
    我们会不会就这么闲逛着，梦见迷途的美国，梦见爱情从路上蓝色的汽车边上走过，回到我们寂静的茅屋？
   啊亲爱的父亲，灰胡子，孤独的勇气的教师，当卡龙（希腊神话中在忘川摆渡运送亡灵去冥府的人）停止撑篙，而你跨上烟雾笼罩的河岸，凝视着渡船在忘川的黑水上消失，那时，你曾有个什么样的美国？

A place nearby/Lene Marlin 
 
I entered the room
Sat by your bed all through the night
I watched your daily fight
I hardly knew
The pain was almost more than I could bear
And still I hear
Your last words to me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
And if you try and look for me
Maybe you will find me someday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goodbye
I wanna ask you not to cry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
You just faded away
You spread your wings you had flown
Away to something unknown
Wish I could bring you back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About to tear myself apart
You have your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Always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
And if you try and look for me
Maybe you will find me someday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goodbye
I wanna ask you not to cry
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
And even when I go to sleep
I still can hear your voice
And those words
I never will forget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
And if you try and look for me
Maybe you will find me someday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So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goodbye
I wanna ask you not to cry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

　　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温故一九四二（六）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

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惟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士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

　　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刻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

　　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

　　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

　　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

　　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五十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

　　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账，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

 

温故一九四二（七）

　　蝗灾发生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关于蝗灾的描写，我知道主编《百年灾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这篇《温故一九四二》，重点不在蝗虫。关于蝗虫，中国历史上有更大规模的阵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写它

　　们。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提及，因为我们分别描写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虫。他写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东的蝗虫，我写的是一九四三年生活在我故乡的蝗虫，蝗灾相似，蝗虫不同

。据俺姥娘说，一九四三年的蝗虫个大，有绿色的（我想是年轻的），有黄色的（我想是长辈），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像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或诺曼底登陆时的轰炸机机群一样，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说俯冲，大家都俯冲，覆盖了一块庄稼地;一个时辰，这块庄稼地就没有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风打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遇到蝗虫，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虫来了，人死了，正在继续一批一批地死去。据俺爹俺姥娘讲，蝗虫不吃绿豆，不吃红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我故乡还无死光的难民，与蝗虫展开了大战。政府我们没办法，它的盘剥和压榨往往通过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何况他们有枪;但蝗虫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它作战，且没有谋反暴动的嫌疑。这是蝗虫与政府的区别。怎么搏斗三种办法:一、把床单子绑在竹竿上挥舞，驱赶蚂蚱。但这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蚂蚱赶走，蚂蚱不在你这块田里，就跑到了别人田里;何况你今天赶走，明天就又来了。二、田与田之间挖大沟，阻挡蚂蚱的前进。蚂蚱吃完这块地，向另一块转移时，要经过大沟，这时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蚂蚱，把它们砸成烂泥;或用火烧;这种做法有些残忍，但消灭蝗虫较彻底;我想被乡亲们杵死的蚂蚱，也一定像当年饿死的乡亲一样多。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进宝的姑姑所设的香坛去烧过香，求神保护她的东家的土地不受蚂蚱的侵害。但据资料表明，乡亲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蚂蚱太多，靠布单子，靠沟，靠神，都没有解决问题，蝗虫照样吃了他们的大部分庄稼。灾民在一九四二年是灾民，到一九四三年仍是灾民。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

　　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资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军决定在河南省进行大扫荡，以此为他们在南方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他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

日军进攻河南时使用的兵力大约为六万人。日军于四月中旬发起攻击，势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糟蹋农民的中国军队，由于多年的懒散，它本身也处于病态，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附录

　　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从这一点说，我们对委员长的指责，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们从这两则离异声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下边是全文:

 

　　紧要启事

 

　　缘鄙人与冯氏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刻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业已离异从此男婚女嫁

　　各听自便此启

　　张荫萍冯氏启

  

　　声明启事

　　敝人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阳送货敝妻刘化许昌人该晚逃走将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带走至今数日音信全无如此人在外发生意外不明之事与敝人无干自此以后脱离夫妻关系恐亲友不明特此登报郑重声明偃师槐庙村中正西街门牌五号田光寅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几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被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几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扒好，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

　　“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

　　“你去哪儿”

　　他儿子: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他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买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温故一九四二（五）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

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难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评价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会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惟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五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

　　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视角的别致是因为掌握资源的丰富，以及对资源的处理。对语言的控制力极强，朴实，但直接，具冲击力。对于固有思维的突破和有限度的颠覆，综合分析多方面的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笔法戏谑，但有时过头。叙述视角多变，立场转移频繁，但仅限于叙述策略。见底深刻，洞察细致，主要由于颠覆，以及对颠覆的具说服力的论述。附录颇有韵味]

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一）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

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温故一九四二（二）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

　　“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同乡的记忆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温故一九四二（三）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

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夜间就难说了，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还要不可想像。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

　　“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球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这样来故意对比，说明我这个人无聊，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一九四二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是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相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像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

　　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温故一九四二（四）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

　　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马建 

在视野边际，看着我——这片阴忧而寥阔的记忆

女人蓝

汽车拚命爬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几辆解放牌卡车还在下面困难地移动。山顶最后几片云擦着乱石和玛尼堆往峡谷滑去，羊卓雍湖展现出来。湖面映满蓝天，还把远处沐浴在阳光下的雪山顶倒插在湖里，使你不觉产生拥抱的欲望。这是通往后藏的盘山公路。

在拉萨住了一个月，游遍了所有古庙古寺，特别是大昭寺。那里是藏族佛教圣地。来自各处的圣徒不绝如缕地围着那里转经，祈求来世投胎富足人家，不再受苦。门前磕长头的人群像职业运动员操练一样趴下，站起合掌，再趴下。对旅游者来说，算是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特别是西藏的葬礼，更吸引外地人。我背着照相机去了几趟天葬台。不是天不亮葬礼已完，就是远远被发现不准你靠近。有时还把石头扔下来叫你快走开。几次悻悻而归。听说死人要先在家里停尸三天，然后由家人背到天葬台下，一路不能回头。走到村口或路口要把一个红陶罐摔碎，表示死者灵魂不再回来。天葬师要来点上香火。有钱还要请喇嘛念经，把死者的功绩介绍到佛国，由那里再去投胎转世或者就在佛国里永远生活。天葬师要把死者身上的肉全部刮下切成碎块，再把骨头用铁锤敲成糊状，如果年轻骨嫩的还要撒些青稞面，搅拌后让鹫鹰吃掉。如果死者是个信徒还要在胸前用刀划个有吉祥意义的符号。最后把死者头皮交给亲属，天葬算是完成。再跟死者来往就到寺庙里烧香拜佛了。

我准备去后藏偏僻的地方碰碰运气，设法看到天葬场面。当汽车转到山底沿羊卓雍湖奔驰的时候，我觉得头晕。推开车窗，外面湖面平坦，阵阵清风没一丝尘土。但汽车里拥挤不堪，阵阵羊皮子的膻味顶得我无法呼吸。我忍受不住便逃下了车。

这是八月，高原的黄金季节，天空又蓝又透明，使你都感觉不到空气。我走到湖边放下旅行包，掏出毛巾痛快地洗了个脸。这里叫浪卡子，是个上百户人家的小镇。藏民在山脚下盖起一排排泥屋，屋顶全插着经幡。一座很小的喇嘛寺立在半山，墙壁涂成红白二色，屋檐下有一条很宽的蓝色，旁边是几堵没屋顶的断墙，还有一座灵塔刚刚涂上白灰在阳光下闪耀着。

这是个很美的地方。湖边没有一点杂物，卵石在水里清晰可见，阳光一直透进湖底。那些屋顶上红黄白蓝色的经幡在阳光下随风摇动，示意着佛国的美好境界。这片泥屋的下面，也就是靠近湖边，有座水泥红瓦房，大概是乡公所。我掏出那张盖着红印章的假介绍信，走近一看又不像乡公所，只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一个当兵的走出来，听口音是四川人。他招呼我里面坐，我就跟他进了屋。这是个电话兵部，他驻扎这里，负责维修这一段的电话线。平时线路畅通就去湖里钓鱼，大概还看看杂志和武侠小说。他很高兴我要求住在这里。他已经在这儿呆了四年，学会了不少藏话，常跟乡里藏民串门喝酒。一支冲锋枪就挂在墙上，屋里乱糟糟的像个废品仓库。

我打听这里有没有天葬台，他说有。我又问最近有没有天葬，他怔了一下说前几天刚死了个女人。我兴奋起来继续问他，他却支支吾吾说要去买酒晚上喝。我给他钱，他极不自然地推开就走出去。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推测着，万一在这里看不到再碰机会就太难了。哪能我去哪里就正好死人。这次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晚上我俩喝酒，聊着外地的新闻，为了和他搞好关系，我海阔天空吹起牛来。他喜欢钓鱼我也钓，而且保证回北京给他寄一副进口不锈钢鱼竿，并立刻写了地址，声称***和王光美都是我左邻右舍。当然那个地址北京永远也查不到。后来又跟他谈起女人，他很感兴趣不断吸烟。这个话题我可是专家，便把当代女性之开化夸张地描述了一番，还用四川话说，他要到北京我就把我的粉子让给他睡，并宽容地叫他不要客气。他摸了摸桌面，突然跟我说，那个女人才十七岁。

我愣住了，这么年轻。她是生孩子大出血死的。他说。孩子还在肚子里。我觉得一阵恶心，掏出烟来。

我俩沉默了一阵子。屋里地面很潮，靠墙支了个单人床，是军用木床，刷着黄漆，床头那一面还印着红五星和部队编号。墙上贴了很多剪下来的画报。一堆铁脚架、电线绳子堆在门后脸盆架下面。窗户下半部用报纸糊满，上面透过玻璃看得见天空：已经由深蓝变成黑色。公路早就没有了过车的声音。

当兵的站起，靠在床架上，对我说：你能看到的，这里的老百姓不管那一套，多数人没见过照相机，米玛的两个丈夫更不知道照相机是怎么回事。

谁有两个丈夫？我问。

就是那个死人。

怎么会有两个丈夫。我又问。

嫁了兄弟两个呗。他声音很小。我呆了一会儿，又问，怎么非要嫁两个丈夫？话一出口就知道不对劲，人死了还问为什么嫁两个丈夫。但他回答了我：她不是本地人，是从乃堆拉迁来的。她家十一个孩子，米玛又是最瘦弱的一个，刚满六岁就被人用九张羊皮换来了。

现在还有换人的？我问。他没回答，继续说，长大就不一样了，她还去龙马孜上过三年学。那会儿她后母还活着。

她后母叫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值得写的事，拿出笔和日记本。

她后父是个酒鬼，一醉了就唱歌，还要抱女人，有时就抱住米玛乱摸，老婆一死他更厉害了。十几岁的女孩子哪能推开那么个大汉子。他声音焦躁不安，我知道他快要骂人了。刚才吹牛的时候他就不住地乱骂。

妈了个八子的，等老子脱了军装再说。他脸色由红变紫，显出一阵四川男人常表现的倔犟。我没吱声，等着骂出来的那个字慢慢消退。

他走到门口，看了看风向，电话线一动不动。我把酒喝干，在屋里走了几圈。这里夏天没有蚊子，湖面的湿气溢进室内，使人觉得阴冷。

能带我去看看吗？我说。

他没抬头，从桌子抓起钥匙和手电筒：走。

我俩钻进村子，沿一排黑骏骏泥屋堆砌的夹缝之间往上走去。小巷坎坷难走，干湿牲口粪和杂草在手电筒的光下无声无息地缩着。狗叫成一片。他推开栅栏朝一间有光亮的房子喊了句藏语，我俩钻进了屋里。

几个坐在火堆旁的男人全把脸转过来张着嘴看我。一个岁数稍大的站起来。当兵的还用藏语说着，其它人看着我。

我拿出打火机打着火，又拿出烟递给他们。昏暗中只能看见他们的牙齿。我啪拉又打了一下打火机，让火苗窜起，他们的下巴都松弛了下来，我就把打火机递给那个站起来的，他接过坐下，这时他们的视线全移到打火机上，互相传看，不时抬头对我笑笑。我坐下，旁边一个青年从布袋里掏出一块干羊肉，切一块给我。这种生吃牛羊肉的习惯我在羊八井牧区吃过多次，便从腰里解下刀削着吃起来。他们很高兴，又递过一碗青稞酒。酒没泡好，麦粒还漂在上面，我想起了那个女人。

屋里全是令人窒息的牛粪饼烟味，使人不敢呼吸。我扫了一眼，这里和其它农民的家一样简单：沿墙高出一尺的木柜上铺着卡垫，墙用石灰水刷过，进门右边还有一间里屋，没有门帘，里面黑乎乎看不清是什么，大概是米玛住的内室或是堆杂物的仓库。火堆正上方是个古旧藏柜，靠墙边贴了张佛画：一个无常鬼手握生死轮回大圆盘，正张口吓唬着活人。画很旧，底下贴了几张藏文佛经片断，都是印在些红红绿绿的纸上。

大概他们说到我要看天葬的事了，几个藏民一边看我一边点头。当兵的站起，也叫我起来。他带我走到门后，用手电照着一个扎上口的麻袋，麻袋底下是用泥土做的土坯。

这就是她。当兵的说。

我的手电筒在麻袋上晃了几下，她大概是坐着，脸对着后门那边，头很低，大概是麻袋扎口时按下去的。

躺到床上后我就一直睁着眼，想像着这个姑娘的样子。她一定会唱歌，这是少数民族的特点，我就常听到她们在树林里、山路上停下来唱，你虽听不懂，但听着那袒露无遗的女人嗓子里发出的声音也就够舒服的了。她们还把皮袄解下来扎在腰上，头发在弯下腰干活时就滑到耳朵两边。我又把在汽车上看到的那个姑娘的脸借来：圆脸，两腮发红，鼻子不大，眼圈乌黑，看人直盯盯的，脖子和前胸皮肤白细，从侧面可以窥见乳房之间的凹处，黑幽幽的不时随汽车颤动着。

当兵的查完线路回来，拧开灯，面无表情，点了支烟就挨着我躺下。我俩都无睡意。

他终于说话了：告诉你吧，反正你又不是这里的人，呆两天就走了。我要不说出还挺不好受。我也坐起，把枕头竖在背上听他说。他说：

我跟米玛很好，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没调防。这地方可不是人能长期呆住的。最初我是在山上碰到的她。我上山换电话线，要翻两座山。她把羊群撒开坐在那里呆着。我下山的时候背着一大捆旧线，很重。我招呼了一声就坐在她旁边。她的狗看了我一眼又睡过去。

那是个挺热的下午。羊群都找有风的地方吃草。她笑了笑。然后就一直看我，好像我不是个男人似的。我告诉她我是下面电话站的，她没听懂。我就顺着电话线指到下面的房子，她又笑了笑，转过脸看着岗巴拉山顶，那里正有一辆货车在吃力地爬坡，但声音听不见。米玛说见过我，还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住这么久不回家。她说话的口音跟这里的藏语不一样。那天我剪了一大段电线给她，叫她拿回去晒衣服捆东西用。以后我常跑上山看她。她也常常特意等我，给我她烤制的羊肉干和青稞酒。她还会把大枣和野生山梨泡成酒。我常跟她一呆就到天黑。她比一般农村的藏姑娘更爱干净，身上的膻味和奶酪味不太浓，我倒很喜欢闻。有一次我伸手解她捆在皮袍上的布带她没推我，我就和她抱在了一起。

她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女人。只要一挨近她或者手碰着她的脖子下面我就走马了。我觉得她在等我。可我还太幼稚。她还告诉我，她阿爸常抠她。她多次跑出来不敢进屋。村里的人都知道她阿爸跟她睡在一起。青年们都看不起她。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她突然撞进来摸到我床上，我不知哪来的胆子就跟她干了那种事，而且一夜没停。天不亮她推开我说要回去了。我帮她套上衣服就睡了。米玛临走把她从小佩在身上的松耳石项链塞在我枕头下面。第二天我才知道她嫁给了那兄弟俩。

他说完歪头看了我一眼又说，这事要说出去我非毁了不可，他们也会捅了我。我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守口如瓶。所以在这篇小说里只能叫他当兵的。

当兵的从抽屉里拿出项链，我挨近灯光看了看。这是串玛瑙石项链，间隔几块就串个红木珠，一块很大的绿松石垂在中间，光滑乌亮有姑娘身上那股奶味。我想起在土坯上放着的麻袋里的她。

后来她又找你了吗？我问。

没有，她结婚以后就不上山放羊，在家里干活了。听说老大和老二都喜欢她，兄弟俩一喝上酒，就能听米玛在下半夜大声叫唤。有人还看见老二带她去汪丹拜佛回来在马上就干那事。那会儿米玛已经怀孕了。这兄弟俩活了大半辈子才娶上这么个老婆。

她为什么不再找你了？我又问。

来过。当兵的吞吞吐吐小声说。我不想都告诉你。

爬上天葬台已经看见太阳从东面升起。这里不像拉萨的天葬台处在一块伸出来的巨石上，平平整整。这是个半山腰，在山丘连着大山的一块平坦的乱石岗上。有几根铁钎深埋在地里，几段绳子勒在上面，旁边有几把生锈的破刀子，两把大锤和一把断了柄的斧子。到处是没敲碎的骨头渣子，死人头发，碎了的手镯、玻璃珠和鹰拉出来的死人指甲。这时山上很静，鹫鹰还栖在山顶上。

羊卓雍湖开始起雾，一朵朵雾气轻轻柔成一片，湖面就不见了。雾越来越浓如女人呼吸一般起伏，轻飘飘弥漫升高，把血红的太阳遮起。贴着湖面的雾气无声无息地扭动，又慢慢离开涌向山脚。

他们从雾里渐渐出现了。老大背着麻袋里的米玛。他们大概请不起天葬师，或者这一带没有。老二背着面口袋和水瓶，还有一只平底锅。走在后面的是个喇嘛，慢慢我认出来就是昨晚在米玛家喝酒的其中一个。雾跟在他们后面升腾。

他们对我笑了笑，解开麻袋，她露出来了。四肢用了绳子捆在前胸，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背上用刀划了个+，划开的肉已经干缩了。绳子一松开她就摔在地上。他们把她的头固定住四肢拉直。这时她仰面躺着，眼睛看着天空和一缕缕散开的雾气。老二已经烧起香堆，撒上些糌粑，浓烟很快搅到雾气里。还有一堆火上架着平底锅，老二把酥油化在锅里，老大往三堆香火里加上几块粪饼，抬头看了看山顶。喇嘛早就盘坐在羊皮上打开经书，双手不停地扯着念珠。他坐得离火堆很近。

我先是远远地看着，慢慢才走近。她的四肢摊开了，似乎对着天空还要做点什么，乳房比其它地方白细，松散在肩胛两旁，腹部凸起，那个没出世的小生命正呆在里面。或许是当兵的种，我想。

我把照相机调好光圈对了对距离，便蹲在她右边准备拍照，背景正好是袅袅上升的雾气，远处苍白的雪山顶刚被太阳涂上一层暖色。从镜头里看她像个女孩子。我想到她小时候从马背上驮到这里的情景。那时她也是一丝不挂，从羊皮袋里伸出脸，张望着这里的大山和湖面；后来她放羊也是静静地看着这雪山顶，大概在想着自己的家乡。在镜头里她似乎是睡着了。我又使镜头往下移：松弛的胳膊，手心向上。我猛地想起当兵的那张吱吱呀呀的木床和正在喝酒的俩兄弟。我把焦点在她脚上对了对，脚面苍白，五趾靠得挺紧，小趾很短，指甲还没长出。我又往后移了一下调好画面位置按了快门。快门按不下去。我把相机检查了一遍，又按了一下，快门纹丝不动。我挺紧张，忙把自动曝光调到机械快门上，重新对好她，轻轻按快门，还是按不下去。我两腿发软坐在地上把胶卷退出来，重换上电池，对着米玛的脸部又按了一下，快门像是冻住了一样。这时，我突然看到她嘴角荡起一丝细纹，不是微笑，不是嘲弄，但确实是动了。

我慢慢站直，头顶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随后一阵风呼啸而过，一只秃鹰俯冲下来，在尸体顶上盘旋，然后落在一块石头上，收起翅膀。

我回到他们三人那里。老二拖过口袋掏出块粪饼，顺手扔进火堆，又掏出块糌粑，掰了块给我。我大吃起来，里面竟然有几个葡萄干。他又掏出块羊肉干，还用暖瓶盖倒了杯青稞酒，我一口气把酒喝光。羊肉干大概就是米玛做的，我抬头看了看她。她的阴部正好对着这儿，一根棉绳从血乎乎翻起的阴道里露出，大概是往外拉孩子用的。我用刀使劲拉着羊肉干。俩兄弟对我笑了笑。我好像也笑了，不过是把脸对着远处的雪山顶。那里已经被太阳映红，雾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远处的湖面像昨天一样平静，一样清澈，深沉得像米玛的那块绿松石。

老大起来往三堆香堆里加粪饼，又过来给喇嘛倒酒。喇嘛不喝了。他告诉他，米玛的灵魂已经送上天了。老二也站起，把随身背上来的快刀从口袋里拿出，我就跟他们走过去。这时鹫鹰喧嚣翻腾在空中冲撞，黑压压地布满了上空。俩兄弟把米玛翻过来，从臀部丰满的位置插进刀子，顺着大腿把整条肉一直割到脚跟。老二把肉接过用刀再切成小块。她的一条腿已全是骨头。由于腹部贴地，从她大腿里又流出些粘乎乎的水。我把照相机端起来，调好距离，这回快门咔啦一声落了下去。

很快鹫鹰落满四周，几十只鹫鹰拚命嘶叫扑打争抢着。鹫鹰的外围落了一片乌鸦，大概它们自认种族低劣，没有一只敢靠前，它们远远看着，嗅着，等待着。

这时阳光完全铺满天葬台。老二不断轰着越围越近的鹰群，不断地向它们扔着米玛身上的肉块。我也捡起一把锈刀，拿来一只刚剁下的手，从指缝切下去，然后把大拇指扔进鹰堆。老二看到笑了笑，把米玛的手拿过去放在石头上，把剩下的四个指头先用大锤敲扁，然后再扔过去喂鹰。我顿悟：这样就不会剩骨头了。

当老大把米玛的脸由下巴掀起的时候，我就记不起米玛的模样了。只是她的眼珠还清清楚楚对着天空，直到她完全消失在天葬台上。

最后老大抓着米玛的辫子，上面还扎着红色绒线，轰了轰围着他的鹫鹰，晃晃悠悠走回火堆。这时乌鸦已经与鹰混在一起围着铁钎啄着拌上青稞面的脑浆和碎肉渣子。

我看看表，上来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该下山了，当兵的还在等着我。他说他已经借好了船。他说，今天陪我去湖里打鱼。

多木拉湖的微笑

那时他就慢慢下了马，还是刚才走过的地方。

他使劲吸了口气又悄悄吐出来，空气里只有柔子草和晒热的湿土气味。风向没变，还是从岗底斯山脉斜转过来的风，漫不经心越过荒原消失在远处。那里是多木拉湖。远远看去湖水被风吹动着，像有史前恐龙在里面喘息。四周芦苇拂动，水浅的地方结着白色碱花。这是个咸水湖，每年都有牦牛和马在那片沼泽中失踪。他知道家不会迁到那儿。

他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把缰绳扔回马背上，往山丘高处走。这里的草坡被底下膨胀的石灰岩撑裂，雨水雪水把裂痕不断冲刷，形成纵横交错的沟沟坎坎。马群常在这些地方摔伤，小牲口也常陷进深坑溺死。他又爬上坡。眼底下一潭潭死水托着蓝天。他回头看马，马一动不动。它跟他跑了快一个月，是格桑索却大叔的一匹壮马。可他骑得并不顺手，也许离开马背时间长了，以至大腿和尾骨都磨得生疼。他是在这一带长大的，有一年干旱的厉害，他的家就迁到了这里。他想起最小的妹妹嘎嘎就在这里骑着牦牛摔死在草沟里。那时他十一岁。

他不再看马转身又走，草原渐渐宽阔，最远的那儿平平坦坦，草在阳光下苍白地抖动着。没有云，没有帐篷和牲口群。他觉得胸口空空荡荡。

这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草甸。一些生命力极强的高寒植物在八月的阳光下，正热乎乎地蔓延着。他踢开几棵石松坐下又回头看马，马甩着蹄，用尾巴拍打蝇虻，肚皮也不再抽搐。风停了，他想。这是匹遛马，马鞍是现凑上去的，前几天垫马鞍的麻袋丢了，以至木鞍直接压着马背，有几处都磨破了，马常常疼得乱跑。他想起以前自己骑的棕色跑马，多深的草沟也能一跃而过。还有那匹白牦牛。自从去萨嘎读书后，他连牦牛都没有骑过。眼看假期一天天过去，他心里一阵阵发紧。五天前他碰到扎西巴一家。他们还认得他。扎西巴老得快站不住了。扎西巴老爹问他去萨嘎学的什么咒术。扎西巴老爹有十几口人，零零散散支了好几处帐篷，晚上他们都挤过来听他讲外面的事。扎西巴老爹一点也听不见，就讲自己年轻时去萨嘎学咒术的事：他阿库当喇嘛的时候被活佛丹巴·多吉才让挖了眼和嘴，还砍了手祭了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回家没几天就死了。他阿爸派他出去学咒术报仇，他赶上一群牦牛上路了。他说他的大人叫顿错杰允，通晓各种呼风降雹威猛真言法。他交了所有的牦牛和一副银幢，一只铜香炉，在大人那里住了一年。大人教给他的是降伏咒和几个普通恶咒。他回来以后用一个恶咒把丹巴·多吉才让的眼弄瞎，然后就回到了家里，跑到这一带生活了。

扎西巴家里的贡布告诉他，他家上个月从这里迁到了东南方向，听说那里有片山洼地很好，但要走十几天。贡布还说他妹妹达娃玛吉长得像熟透的山莓果，谁见了都想动手，说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不好受。扎西巴贡布也不明白他家为什么往那儿迁，只听说那里秋季好，夏天也没有风。那个峡谷口在北面，只要没风洼地里的熊蜂和毒蚊子会扑进牲口群里，常常炸群。牲口闻着湿气会一直钻到多木拉湖里溺死。扎西巴贡布说他父亲身体很差，几乎连乌朵都抡不起来，他阿妈从牦牛背上摔过一次，也不能干活了。这一点贡布没说对，他想。阿妈从来不骑牦牛。大概是嘎嘎摔死的事传错了。

一阵风从多木拉湖吹来，他嗅了嗅，空气平平淡淡还有点苦。天暗了，脚下也变得沉重了。他蹬蹬发麻的腿歪歪斜斜站起，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胃里火辣辣地难受。

马没了。不知什么时候跑的。

他想起刚才变风向的时候他睡了。我该把它牵上来，这里没有草吃也没有蝇虻。他想着就下了坡，沿着马踏过的草迹走着，双腿感到很吃力。后来天黑了，他就站住了。他张张口又闭上，荒原突然冷了。他还能辨别出多木拉湖的方向。那里不能去，那里听说是施仁仙女撒的尿，湖旁的一座山顶那儿，还有她撒尿冲刷的痕迹。可尽管这样想，他还是明明往那里走。

他给家里去信说放假要回来，结果信是四个月以后他回来时自己在马攸木乡政府打开的。乡里说他家一开春就赶上牲口进了亚热草海子。他赶到亚热以后碰上几家牧民说法都不一。他最后决定沿格桑索却大叔说的方向找。找来找去，后来他又追到昨天那个山岗附近。扎西巴老爹嘱咐他别往多木拉湖去，他说施仁仙女还常在那一带跟山神约会，看见他俩交媾的人眼睛都要瞎的。

他在昨天晚上几乎追上了家。那个土坡扎过的帐子刚刚拆掉，翻起的土还湿着，架平底锅的石块下面土还是干的。他还捡到一块用来当鞍垫的裙布，这条布上有针线，看样子就是阿妈缝的。他记起达娃玛吉穿的帮典。她长大了。他想。其实他走的时候她就挺大了，她不再在他面前脱衣服，撒尿也要跑出十几步远。

他想起了达娃玛吉身上的酸奶味。那时，他就回头对黑马说，你看，你看看，她们就在这儿，她的氆氇铺在这儿。他趴在地上嗅着，翻弄着大概从锅里捡出来的羊蹄子角，抬头对自己说，我找你们快一个月了，你还坐着干什么，达娃玛吉，起来起来，跑过来，我给你买的鞋是北京出的，我告诉你，北京是哪里，好多人呵，把全马攸木的牲口加在一起还不够多，学校的大楼全是大窗户，有楼梯转着下来，他突然停住，往四周看了看。那时，草原上没有一丝风，一股牦牛粪和羊骨头味儿拖泥带水钻进他的鼻腔。他看见一堆屎壳郎在牛粪里钻着，粪渐渐膨胀变松。

现在他站在黑乎乎的荒原上，任凭蚊子扑咬。他又朝前走，看见湖水泛着一条条淡紫色波纹，她就在这里撒尿，那个仙女。他躺下还远远看那里，那个仙女冬天才离开这里去山神那里同居。这是她撒的尿，湖边一圈圈白色，梦里她就是这样撒了尿。

他睡了。又醒了。

耀眼的阳光把他映成红色，他想抓住刚才的梦。他清醒了些，他蓦地坐起找他走来的方向。他也意识到了没有食物和水，连马也没了，他只有侥幸碰上牧人才能活着出去。

他刚趔趄着站稳就眩晕起来，太阳穴和心脏狂跳，他饿得有气无力。昨天黑马应该跑到这儿，这是一条低洼路，左边一条挺宽的水沟，它不会窜过去的，昨天只有往这边跑才是顶风，才能躲开蝇虻叮咬。

他看着湖面，水平平静静，沿水边那条白色烧碱像条延绵数百公里的哈达，近处一个水坑也像冰一样在苍白的阳光下刺眼地闪光。大片柔子草长在沼泽地高处。这里连苍蝇都没有。他还是直了直腿慢慢走近湖边又顺着湖往右走，似乎沿着水走会碰上什么事情。

这一天他除了见到一片被碱烧死的草坡以外什么也没碰到。他试着喝了口水马上又吐出来，而且胃烧得很疼。尿也比它好喝，他自语着。后来，他抬头，看见湖水笑了笑，那样子挺像达娃玛吉。

黄昏来临时他就不走了。岗底斯山被蒸气包裹着，山峰最高处正映着夕阳的光亮渐渐变晴，光又很快一点点缩小离开了山峰，在天穹只停了刹那，天就黑了。

以后，他感觉一阵风吹来，他看到了家。他是在风吹来以后先看到的帐篷：一堆火忽明忽暗，还是那只锅，盖是用一块锌铁皮做的。母亲在蒸气后面往锅里放酥油，他闻着酥油茶和奶渣炒热的香味，他还看见妹妹，不，是妹妹看见了他就尖叫一声跑了过来，用头碰他，敲他肩膀。他笑了，然后钻进帐篷。

没有变化，地上还是从前那几块牦牛皮和达娃玛吉的氆氇，父亲还是习惯地靠在中间的木柱上，那里离火堆最近。柱上还挂着酥油袋，那是母亲用了一辈子的东西。他带来的白塑料桶放在父亲旁边，他告诉他们这只桶让黑马驮着跑了。这时达娃玛吉拉起达娃那日。小妹妹一点没长，还是傻乎乎地笑，就像他当年给她抹了一脸炭灰，她也傻笑一样。达娃玛吉低头看火又掰了块砖茶扔进去，他把带来的精盐拿出来递给她。她长大了，她弯腰接过盐袋的时候胸脯刷地挺起来还颤抖了几下。他想起学校的操场。他吃完饭就在那里打球，操场旁边是个大水池，教学楼紧贴着水，从倒影看白灰墙显得干干净净。

他把背包拉开，不是黑马驮跑了吗，他想。他拉开包，先拿出给母亲买的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用玻璃纸包着的衬衣，两个妹妹惊叫起来。她们围着背包开始掏里面的东西，他就说，你们要洗手。父亲也往包裹看，他已经喝了很多酒，像贡布大叔说的那样，他身体很弱，靠在那里像个用了多年的雪董，木碗里的青稞酒歪洒在手上。

他觉得后背挺冷又往火堆靠了靠。虽然是夏季，夜晚的冷气使他下肢麻木难受，他还听见了羊群在外面拥挤磨擦用角互相顶撞。帐篷里牛粪烟和热气在他身边弥留不散，他喝了几口酥油茶，仔细品味着，奶很新鲜，砖茶没煮透而且有点霉味。他又想说话，他说，你们问我吧；又说，你们见过我住的大楼吗，好多层，每一层都住人。他又想到电影院，又说，咱们这里全都能进到电影里。他看他们听不懂，又说，电影还分故事片和新闻片，还有外国电影。他看他的话还没打动他们，又说，外面是个更大的世界，当然没有那么高的雪山。他就这样说下去，后来就想起了学校，想起他在同学眼里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竟然生活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荒原上。他被学校的生活激动着，也常常想着充满粪烟和酸奶子气味的帐篷和无边无际空荡荡的高原。

在这片高原里，只要你有火药和枪，有马和狗，你就能拎回野驴和黄羊，自由自地吃睡。他曾经在城市和高原之间扯来扯去，那个文明生活对他的诱惑太大。在回来的车上他就感觉到被撕裂的躯体和灵魂的哀嚎。

现在他的一半躯体回到家了，现在他就坐在家里，在荒原深处，在多木拉湖边听风阵阵泛起的沙沙声和家人讲述羊和牦牛怎么繁殖的琐事。阵阵达雪飘香，正是达娃玛吉身上成熟的甜香。他站起，弯腰在屋里走了一圈，又过去摸摸百岗坎坷的平面上，他做刀柄时砍的条条刀印，摸摸柜面镶着的玻璃镜片。那时她和他就把脑袋挤在一起，对着镜片她看自己，他看她，她头发搔痒了他脖子，这些东西都没变化。

你不是想你的马攸木吗，你不是回来了吗，你不是找家的帐篷来到了这里，你给达娃玛吉带来金灿灿的绸带和尼龙袜子，给母亲的衬衣，还有用水冲开就喝的桔子粉，一卷中国风光长条画，这些都叫黑马驮走了吗。你告诉她外面的女孩子穿那样的皮鞋，不是那样走路，你要接她们去那里，可以找工作，那些书里什么都写着，那里路修的硬硬的，商店比马攸木多一百倍，你们就再也不回来了。

达娃玛吉来了，她给他碗里添上新茶。他看着。她说，你解开扣子吧，都出汗了，外面女人多吗。他看着达娃玛吉的眼又看嘴唇，他说，她们不穿藏袍，穿牛仔裤，就像光溜的牛腿，睡觉都要脱下来，不像我们穿皮袍就睡觉。他不看她，她也不看他。

在城市里，他一看到姑娘就想起这片荒原了，还有和荒原搅在一起潮乎乎又闷人的气息。

现在，他垂头丧气面对多木拉湖那大片冉冉苏醒的沼泽。大片烧碱首先接住天空送来的光亮。黑马已经把包送到帐篷里了，他想。他就这样走回家去，牧羊犬帕木扑了过来，脑袋在他裤裆上磨擦着。

他看见蓝天后面的岗仁布钦峰从远处走来，周围是一朵朵白云，都像施仁仙女。他坚持站了一会儿又摔在地上，上衣口袋里的圆珠笔滚了出来，又被几株柔子草夹住便不动了。

光臀八齿小蠹

太阳开始发红的时候缕缕白云就开始往那里积聚。这是有晚霞的兆头。我往四下打量：东西一座高山没有积雪，周围山丘时起时伏轮廓很蹩脚。看来要翻山了。这是羌塘草原西部，湖泊很多，是拍草原景色的理想去处，只是河流纵横交错，常常转进去出不来。爬上一座山的时候，太阳已滚下地平线。借着天空反光急忙环视一下四周，回去的路已经漆黑，前面是草原，昏暗一片，没有一点烟火。

今晚又要露宿野外了。我不再寻找人间烟火，就在山顶上选了个通风的地方坐下。在班戈买的饼干吃完了，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块干巴巴的奶渣子，当时在集市上偷来吃了一块，酸得厉害，几乎扔掉。这奶渣子在嘴里多含一会儿就软了，尽管酸得不敢咬但毕竟有些奶味。这股味是人生来就能习惯的。趁晚风还没吹起，我铺好睡袋，没脱鞋就钻了进去，面对天空想着那个永恒主题：人生。在西藏看到的东西和在内地都不一样。首先藏族人对于死亡并不悲伤，只是认为换了个人间。但寺庙里外那些磕长头的就令人费解。人为什么那么怕惩罚呢？我觉得饿了。肚子空空荡荡没一点食物。一股气流在胃里翻腾了半天，便顺着大肠推开肛门溜了。

我把身体转了一下。这样胃好受些。天也冷了。我想起夜宿的经验，抬头看看风向。还好，我的气味顺东往西走。那边有条河，又是一片平原，狼嗅到了也过不来。我把匕首从包里拿出绑在手腕上准备入睡了，脑子里心惊胆战地想像一头野牛会从我身上狠狠踩过去，一只野狗拖跑了背包，还有一只狼不声不响走来猛地咬住我骨瘦如柴的脖子，几个小鬼在地狱里没吃饱，便围着我像吃罗卜一样嚼着耳朵、鼻子和手脚。后来又想女人，想她们胸罩里面那热乎乎的气味。

我看见在我来的方向左侧，有点模模糊糊的光，你是一动不动。我忙掏出照相机用中焦镜头看了看，光的形状有点像帐篷顶上的透风窗。也就是说有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了。我爬出睡袋摸黑下了山，用了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找到了那个帐篷。

快走近时我弄出点声响，没有狗跳出来，就掀开了门帘。一个老人围着火堆一动不动。我用藏语招呼了一声，他转向我，大概对着火堆凝视的缘故，他一时没看清我。等我坐在火堆那里他才发现我是汉人。他笑了笑，用汉语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我从山上下来，是想照晚霞，昨天在多巴乡。他说他见过照相的，以前他在色拉寺修过铜佛，那里天天有外地人和外国人参观。那几年他学会说一些简单的汉话了。

我放下背包，打量了一下帐篷，里面什么都没有，架火用的几块石头是烧透的，大概这里常有人扎帐篷。他也是今天或昨天到的这儿。我又搜寻了一下有没有可吃的东西，除了他底下坐的几张老羊皮和从马上卸下来的背袋，还有一只铝盆，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问有没有吃的。他说没有。我就把手伸到火上。他把他身后的粪饼和刚捡来的艾草和湿矮柳根往前拽了一堆，就跟我聊起天来。我饿得难受，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应酬着，迷糊着。后来他站起，把腰带扯了扯走出帐篷，我就铺好睡袋，拖过他的一块老羊皮先睡了。朦胧中我觉得声音不对头，外面传来牲口蹄子死命蹬地的声音。我慌慌张张拿出刀走出去。他回来了，左手紧抓着一头牦牛的角，右手捂着牛嘴。牦牛死命往后退，我刚要帮忙，他就小声喊我别过去。后来他把牛头夹住，从腰里拔出刀，对着牛脖子捅过去，然后摘下帽子把血接住。牦牛死命挣扎，他松开手，推了牦牛一把，那牛便晃晃悠悠往来的方向走去。他端着满满一帽子血进来，让我接住。

喝吧，他说。他回到老羊皮上找出烟来点着，一面把手指上的血伸进嘴里嘬了嘬。我把牛血放在身边，看着热气和泡沫一点点消失。我不想睡了，就主动跟他聊着天，一边等血慢慢在帽子里凝固。

他是吉瓦乡一带的牧民，半年前离开那里去日喀则求佛，他把所有的牦牛和羊群都卖了，钱就献到仑布寺里。我问他今后怎么生活，他说他要去岗底斯山朝佛，到玛珐木错洗掉自己的五毒。他说他也有个女儿。我问他女儿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生活，他一下子没说出话来，眼光四处搜寻了一圈。我知道他想喝酒了，就拿出卷烟给他扔过去。

当他把事情说完了以后，我猛地想起了一个姑娘。但我却犹豫着，直到跟他分开手也没告诉他。一是怕他缠着我，二是担心他见到女儿的样子准要发疯。

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有些无关紧要的事和话我给省掉了）

“我把牲口全卖了，到仑布寺里求了菩萨，保佑我女儿平安无事，保佑我死后能在天上见到她，求佛保佑我，一路到胜乐轮宫转完四十九圈再升天。”

“都是我造的孽。”

“我小时候吃奶吃到十四岁。阿妈的奶不知为什么还是不断。我阿爸在镇叛那年给打死了。这一带的牧场没几户人家，你要走进去就知道了。虽然每年的雪顿节和剪羊毛的时候我都到吉瓦乡去，也能见到一些女人，可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离不开我的阿妈了。有时她也哭，可没办法，我是她一点点养大的男人。自从阿爸死后，她除了照管我，也从不跟过路的牧人招呼。那年我在吉瓦听说了色拉寺要修铜佛，就借这个机会离开阿妈去了拉萨。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女儿都九岁了。她要是知道是我阿妈生的她，还怎么活下去呢？”

“在外面我明白了很多事，可没有人知道我是个有罪的人。每天干完活我就在大殿门口磕头，洗我灵魂。可我已经长期养成了吸嘬奶头的习惯。那几年我把十个手指头都咬烂了。”

我想起他刚才把手伸进嘴里嘬牛血的样子，眼神像婴儿一样贪婪。他的脸黑得吓人，一堆乱七八糟的头发用一束红线绳扎着，被火映红的太阳穴旁凸出几条血管，而且说话时他的手总在不断伸着，一缕没扎上的头发垂下来，随着他摇动的脑袋也不住地晃动着。我很讨厌他的样子。

“五年以后我以为自己完全洗了罪，就回到家。女儿玛琼已经十三岁了。我还给她带了衣服和松巴鞋。”

“玛琼十三岁就能自己缝帮典。有时倒在我怀里让我给她梳在外面见到的姑娘梳的头发。没过两年她长成个大姑娘了。那样子跟她阿妈一模一样。你不知道，在牧区女人跟男人都在中午光着上身。”

我说我知道。我又问他：你阿妈呢？

“在我回来的第二年就死了。”他说。

“玛琼跟我骑着马一块围牦牛的时候，她一颠一颠的奶子搅得我心惊肉跳。一次，我忍不住，抓起头母羊死命嘬那奶子，让玛琼看到了。从那天起，她把衬衣拉下来，睡觉也不挨着我了。我就常喝酒，知道老毛病又犯了。”

“去年夏天，来了个收豹子皮和古器的，叫吐布。他挺有文化，还会说汉话，他说他在拉萨当过工作干部。他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死后要下地狱的。他随身带了很多牧区常用的铝锅、塑料酒壶、花线。”

是不是他爱上你女儿了。我打断他的话。

“他把被窝卷放在我女儿那边，晚上就跟玛琼睡了。那天我听着玛琼小声叫唤，心里不好受。可我又想让吐布娶了她，不然我就会再犯罪孽。那天我又开始咬手了。”

“吐布在这里住了十几天，玛琼天天给他烤肉端酒，他也给玛琼两个塑料发夹和一对塑料手镯。那些天我天天放牲口，腾给他俩帐篷。可吐布越来越坏，不到三十岁就能像老人一样骂女人。要不是玛琼喜欢他，我早和他拚了。”

“他俩临走那天我喝醉了，那天我真不该喝那么多酒。”他激动起来，两眼一直盯着我说着。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呵。

我看牛血已经凉了，便扣在手上还给他帽子，用刀切了一半给他。他没看，就一只手伸过来接着，一只手在血块上哆哆嗦嗦抠着吃起来，我看他很可怜。

“都是吐布灌的。”他抬头突然看看我。

我明白他撒了谎，便低头看着手上的红牛血。已经被我削着吃的那一面正映着火，我感觉我的刀子上的反光在他脸上闪了一下。

“吐布大概也醉了。开始我还跟吐布说要好好照顾我的女儿，我带大她可不容易，他也跟我保证要对她好。”

“后来他叫我阿爸的时候，我就笑了。然后我告诉了他玛琼是我母亲生的。我记得玛琼当时叫了一声，跟吐布说我胡说。可吐布挺高兴，还给我倒酒。我就更胡说起来，我要吐布晚上把玛琼让给我睡。吐布答应了，可玛琼扑上来打我。吐布说你要不跟你阿爸睡我就不带你走，玛琼也呆住了。”

“结果，天刚亮，我酒醒了。我发现自己趴在玛琼身上，我把积压了几年的压抑全发泄在了玛琼身上。开始我还以为是做梦，就出去撒了泡尿。等我完全清醒又钻进帐篷，就见到了玛琼。她用衣服把身体挡了挡，我走出去，骑上马往荒原里跑了。”

“等牧场下霜以后，我就赶上牲口到查拉去了。我知道她再也不会喊我阿爸，可我还要找到她。我到查拉打听，好多人都说那一带没有这么个女人。后来我在马车店打听到几个月前有一个皮货商来过，还带着个女的。店老板问我那个女的是不是头上戴了很大的绿松石乌朵，圆脸，眼有点肿？他还说，那个商人老骂那姑娘，听他口音是日喀则一带的。于是，我就卖掉牲口，又去了日喀则。”

“到了那里我不敢说是找我女儿。我打听过好多叫吐布的，后来在街上碰到一个皮货商人，他认识吐布，可吐布下去收货了。在离日喀则二十几里的公路边上，我找到了吐布家。玛琼不在。我就问吐布的母亲，我是玛琼那里来的人，有口信告诉她。”那个老太太说：“你找那个杂种，早被我轰出去了。我家不收留那种臭女人。俺阿噜哩迦莎诃，叫观音菩萨早点送她进地狱。”

“后来我到扎什仑布寺，一连转了好几天。转经的人都说有个女人，还不到二十岁，早叫这一带游手好闲的男人糟蹋遍了，她是靠了转经求佛的人给她口吃的活在街上。听说她是从吉瓦牧区来的。那个女人疯疯傻傻的，经常光着身子。后来下身臭得厉害，就没男人去碰她了。老人还狠狠地咒骂了她阿爸。我心里真难受。那会儿我就天天磕头赎罪，也求佛发大悲找回我的玛琼。”

他又讲了很多事，但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他一心求死。听说去岗底斯山转山的都常常死在山上，转得多升天的位置也高。活着回来对他也确实毫无意义。我抬头看看顶上的风窗，已经有些发白了。胃里的牛血还没消化，一阵阵腥味冒出来。我就找了几个蒜瓣吃进去压压腥气。就想睡点觉。他也歪倒在老羊皮上，头枕着那只铝盆，嘴里默念六字经。帐篷里全是他散出的臭气。

我躺下，想着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个姑娘：圆脸，两腮被高原的风吹得紫红。头上没有绿松石乌朵，相反，她头发像一堆剪下来堆在一起的牦牛尾巴。她常用手把垂在前额的头发捋回去。当她也觉到有人注意她时，就猛然抬头，对着过来的人微笑。如果你站着，又没扔东西给她，她还会对你伸伸舌头。她下眼皮有些浮肿，但微笑起来眼睛很亮，有种温柔的感觉，嘴唇在笑的时候也变得又红又有弹力。那其实是生活在高原上的女人那种凄楚朴实，像草原一样宽容的微笑。拥挤的集市伴着尘土和嘈杂声不断埋没着她。她是靠着一个卖牛肉的案子才不致被人们踩死。这个姑娘前额已经布满了皱纹，大概是她经常抬头乞讨的缘故。当她发现有人停住，又对她抱以怜悯时，她会捧起自己左边的乳房，弯腰用嘴吸嘬，还不时抬头对你笑笑。乳头由于常含进嘴里变得又圆又透明。几条狗常从她身边窜过，钻进肉案底下等着捡剁下来的碎肉渣子。

金塔

噶尔寺座落在珠穆朗玛峰和另一位仙女希夏邦玛峰之间。爬上寺院最高处同时可以看到两位仙女银装素裹，仰首天穹似乎要重返天国。寺的下面是一条通往尼泊尔的驿道也已经荒废。以前这条路是商人和行旅的必经之路。路旁一条河蜿蜒而过，周围平坦地方种着青稞和豌豆，离河稍远一点就是光秃秃寸草不生的碎石地，牧民常常在夏季赶牲口到别处放牧。寺庙最高处原有座铜塔，听说埋着圣人米拉日巴的一块骨头。现在除了底座的石块以外，塔形已荡然无存。其它日楚也早就塌陷。海拔不断增高使这里变得人烟寥寥。

这里的藏民身材矮小行动迟缓。一切移动的东西：白云，羊群，野狗，飘动的幡帕，背着孩子走路的女人和一个刚从内地上来的流浪汉，我，都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缓缓移动着。最使人难受的是脑袋，你能感觉出从太阳穴开始往下裂开了一条缝，叫你明白以上无疑是天灵盖，而且随时会像观象台的铁帽一样张开。有一半记忆从大脑消失了。在那里我忘了我前夫人长得什么样子，尽管是为了她我才痛苦地浪迹天涯。也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和作家。但小脑完好，一些忘了很久的陈年旧事全在眼前，尤其是我那大把钥匙在六年前就丢了，在这里就忽然记起是丢在床底一块垫箱子的木板后边。丢的时候我正做梦，我梦见老鼠先是被钥匙掉到地上的声音吓了一跳。然后它抓起钥匙去开写字桌的抽屉，它失望地乱翻了一通，把我的胃药倒出来吃了两片，才把钥匙塞到木板那儿。

我坐在街口喘着气。几个孩子和狗慢慢围过来，有的看我的脸和头发，有的看衣服、胡子和照相机。他们都慢慢蹲下，我就在喘气的空隙对他们微笑一下。后来，我就站起来把那张假介绍信拿在手，打听乡政府在哪里。

乡文书曾在区里读过高中，但已经被缺氧变得迟钝了。他用吸一支烟的时间读完了介绍信，对我慢慢地笑了笑，又过了五分钟才收回笑容。我告诉他，我是来爬珠峰的，是某某报社派来的政治任务。他说，一个人不行，去年也来过一个人，还写好了遗嘱，半个月后他回来了，脸冻的青紫，鼻子和耳朵全溃烂了，送到区医院抢救了一个月。翠颜仙女的脸，可不是谁都能摸的。他还说，珠峰下面有一条冰河，人冻不死，也会让冰块撞死。我有些沮丧。他又告诉我，你可以爬这里的一座山，爬上去就能看见珠峰。那儿是个荒废的尼泊尔寺庙，山下还有人居住。

当天下午他就带我来到噶尔寺下面的村子。

村子远看是一片牛羊圈。一些石板屋顶离地面不到一公尺，见不到人。地上泥土松软，脚踏上去尘土渐渐升起，慢慢停在空中就不动了。一条狗从栅栏底下慢慢爬出来，不慌不忙叫了一声，随后，石板下面的地洞里，探出个姑娘的脸，脸又沉下去，一会儿又浮上来，露出大半个身子。她左手拿着块镜片，右手用一把梳子对着我梳头。街道很窄，除了尘土就是石头。乡文书指着一家说，那一家是他的熟人，你给他一盒烟就可以住在那里。他是我们乡里年龄最大的老人。我俩扶着石板钻进地里。除了几处还没熄灭的灰烬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到有人坐在那里喘气。那天晚上我住在那里，听到了下面的故事。但由于大脑失灵和翻译的原因，故事也缺乏逻辑。又由于小脑出奇地灵活，有些细节清清楚楚又不可能是假。最不合理的是事情发生在四百年前，而叙述者是讲他自己的经历。

我十一岁就跟德格·桑布扎学手艺。那时噶尔寺的铜塔刚动工，师傅和太太还有我都住在寺里。听说师傅和太太库拉朱丽祖籍都是尼泊尔人，但师傅是在珠峰这边出生的，我父亲病死在往尼泊尔去的驿道上。师傅是很有名气的金银匠，这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他打制的首饰。

桑布扎师傅承接了修筑金塔的工程。这座铜塔全部用黄铜铸造，塔尖用纯金专铸。我的手艺就是在这七年里学会的。太太库拉朱丽比师傅小了近三十岁。她是跟师傅逃出来在这边举行的假婚。师傅是在尼泊尔认识的她。那时库拉朱丽被师傅刻制的美丽首饰迷住了。她快三十岁了还没一点皱纹，她的鼻子边上还镶着一颗蓝宝石，使你想起玛法木湖的圣洁。她每天早晨都把头发盘起，将发际的中缝里涂上红粉，最后在两眉之间点上朱砂。师傅雕刻的最好看的金银首饰都佩在她身上。

铜塔浇铸模型七年后终于完工。这个铜塔像倒挂的大钟，底座将安放在石头砌成的基座上。最底层直径四米，一层层缩小呈圆锥形，每层探出来的边沿都悬挂着各种吉祥物，其嘴里衔着风铃。第四层也是最高那层，就宽出了许多，像个平顶。据师傅说，这样塔尖的下面不会落雨生锈，上面那个纯金的塔尖也不易被盗。这一层的四周是十三只孔雀。铜塔算上基座共十六米，除了顶部和基座其它全一次浇铸。塔壁上全是师傅刻的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塔尖将是一座完整的金塔，塔洞里刻有十六大菩萨。金塔虽高不过两尺，但经师傅精雕细刻，可谓无价之宝。它中间是空的，与塔身探上来的铜柱嵌在一起。

我从小身强力壮，能吃苦，师傅极喜欢我。师傅说我镶嵌的可乌比他做的更结实好看。库拉朱丽太太对我更好，常把给师傅的好吃的留给我一些。我十三岁那年，师傅去旦桑墩选铸沙，为时一个月。他临走让我住进他的屋里。他怕寺里的喇嘛跟库拉朱丽睡觉。晚上，库拉朱丽叫我在她身边睡，第二天晚上她伸手摸了我，以后我一闻到她的气味就打哆嗦。她浑身上下有股麝香味。后来她又把寺里的格贵找来，他们都以为我睡了才开始搂在一起。但库拉朱丽总是哼哼呀呀把我惊醒。师傅回来我也不敢告诉他。

那时师傅已经五十多岁了，除了背有些驼身体还算结实。他一头卷发披在肩上，两眼乌黑，头上爱扎一条紫色绸子。他不多喝酒，喜欢跟来打制首饰的女人调情，常常自己垫上银料给他喜欢的女人做耳环和乌朵。他还趁给女人佩带护符或手镯的时候近乎她们。

我跟库拉朱丽睡觉是在铜塔铸模还没干透的时候。那会儿师傅常关在一个单独房间里镌刻金菩萨造像，晚上还有好几个扎巴守夜。那里只有库拉朱丽和管寺庙财产的欧涅可以入内。外面的工程全由我带着几个匠人修筑。那天晚上我没打哆嗦，我还微笑地看着她一层层解开身上的纱丽，然后我像醉了似的在她身上吸啜。从那天起她离不开我了，我也离不开她了。只要天黑下来我就要找她，嗅着她的气味一直钻进她屋里。就是白天我也能闻出她在屋里还是在师傅那儿。

那天，她一早就去聂拉木换油和红粉，下午我嗅出她正往回走，便放下锉刀就往山后跑，刚上坡就碰到了她。她慌忙躺下撩起纱丽。师傅上来时我俩正在地上扭来扭去。师傅一脚把我踢开，然后又踢库拉朱丽，捡起一段木棍使劲抽她。

以后几天我和太太都不敢互相注视。我们都在等机会。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推开我的门。那天她面色苍白，两眼呆痴，她站在屋里跟我说师傅扔下她走了。他真的走了。后来寺里说黄金少了很多，是师傅拿走的。

以后整个工程我承担了下来。喇嘛们怕我也逃走就专门派人看护着。我和库拉朱丽住在一起了。她对我非常体贴，给我讲了好多尼泊尔那面的事。她要我跟她一起回尼泊尔，到了那里她就和我举行假婚礼。她怀念那里，她说她常梦见自己小时候和一颗贝尔树举行真婚礼的情景，还有果实，她的真丈夫。她给我看她珍藏的那个果实。她说这是个神灵，有了它她谁都不怕。她说到了她的家乡还要给我重新占卜，如果两命相克就跟我分开。她说他跟德格· 桑布扎就是相克的命，她是在家里的反对下逃出来的。

十几天后铜塔落成了。我和库拉朱丽准备好行装，打算上路了。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桑布扎做金塔尖的时候，她常进去看，她知道金塔卸下来的全部机关：千手观音菩萨底下的曼荼罗中间有一把金钥匙，打开藏金钥匙门的机关在金刚护菩萨底下，只要口念俺缚日罗罗乞叉含秘密真言，拿起佛像按开金门，钥匙就能拿到。真言只有噶尔寺的堪布知道。我想了想就劝她不要去冒险，万一让喇嘛们发现我们就别再想走了，说不定还会打死我们。但她说她有办法。

那天晚上，她大概是后半夜离开的我。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人砸门，说库拉朱丽在金塔上下不来了。全寺的人都往山顶跑。她果然干了那件事。金塔虽然卸下来了，但金塔里面的铜柱却从她大腿里深深插进了她的身体，那根铜柱随着她上下扭动也忽长忽短，并不断变粗，直到她半点也动不了为止。

金塔摔在第四层的平顶上。所有的喇嘛都吓呆了。我找来梯子准备往上爬，但梯子一靠塔身就着了火，我也被烤得往回跑，铜塔像在大锅里融化时一样热了。后来，堪布也来了。他派人用棍子先把金塔挑了下来，然后设道场开始诵去灾魔咒。果然大雨马上来临，铜塔一片浓烟，但更热了，雨水落上去发出了可怕的爆裂声。

几天以后浓烟才消失。我看见库拉朱丽还站在那儿，已经死了。她身上还不断散出那股香味。

我和噶尔寺的喇嘛们都准备离开那里了。听堪布多吉·帕卓说，这块地方不适宜修建寺庙，这里是海龙王的一只眼，应该建在山下河的那一边。可我怎么也走不下山了，只要闻不到库拉朱丽身上的香味我就会马上摔倒。

后来，我就在喇嘛们走后空下的最大一间房子里住下了，也就是天天守着她。有时会在深夜常听到她发出哼哼呀呀像跟人性交似的呻吟声。两年以后，她渐渐干枯了，平时就像风标一样随风转动着。风停的时候她的脸总对着她的家乡。那条路是在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玛峰这两位仙女之间。后来她的脸变得像雪一样苍白，只是黑头发更黑更亮。终于有那么一天，她离开塔顶像纸一样飘落了下来，我就把她卷好下了山。

故事讲完以后，他指了指后面的墙上说：就是她。

我猛地站起，先是一阵缺氧反应，眼前一片金花。我过去摸了摸，和羊皮差不多硬，但头发很光滑。我又划了根火柴，发现大腿那堆黑毛下面确实是个圆洞。

后来乡文书告诉我说，老银匠不让划火。第二天我就爬到了山顶。像我开头说的那样，铜塔只剩下一堆石头。

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发现尘土还挂在空中。几个姑娘背着石头往一个斜坡慢慢走着，她们走不了几步就停下呼吸一阵，还对我笑笑。有一个就是从石板屋里钻出来，对着我梳头的姑娘。她胸脯丰满，我还注意到她衬衣的第二个扣子掉了，一只别针死拽着两头，忠实地看护着主人的身体。

灌顶

那里群山起伏绵延几百里，在阳光下群山赤裸裸地站着不动声息。黄昏来临时，我才看见大片荒山被夕阳注入了血液，像皮肤一样地抖动着。但晚霞一瞬间就在山顶隐没，最后一缕霞光弥留在天地之间的时候，我开始爬起来，在这片如城垣延伸开去的群山里摸索着生命那股砰砰乱响的感觉。后来，我被它掏走了，被它洗涤荡尽了，然后就剩下龌龌龊龊的空躯，骂着抓挠着，然后，我又微笑着站起来走回了公路上。

那是我离开卡嘎的第二天。当时我没沿着公路走，只想爬上这片荒山去展示一下生命是个什么狗玩意，除此以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我转了一天，走投无路，失败了，而且像孩子一样丢脸地啜泣。

都是艺术家的毛病，一阵阵抽风。在高原上宗教弥漫着每一寸土，这里人神不分，传说和神话搅成一团。有些痛苦完全是现代文明人的性不通慧。今天我写出这个事，也该是忘记的开始吧。

她是在丹增·旺堆活佛死后的第九天被找到的。她刚生出来九天，就睁着眼睛，不时打量着周围的人和东西。屋是泥和着草做成的泥坯垒的。一盏酥油灯照着阿妈和德不觉上面几块红红绿绿的碎布片。这是个穷人家。阿妈听到外面有声音就把她塞进牛皮袍里。外面的人一下子堵住了门口，像一堆黑黢黢的牲口。阿妈站起走过去，让客人进来。客人的身份很高，都是丹巴寺里的喇嘛，为首的是雄赖巴。

雄赖巴索朗孜摩说：你的孩子听说是九天前生的。阿妈回答是。周围的喇嘛马上合掌念起经文。索朗孜摩马上派人回去禀报，说活佛在这里转生了。他又问：男孩女孩？她叫什么名字？桑桑·卓玛。以后就叫桑桑·扎西。索朗孜摩说。

后来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活佛转生仪式，桑桑·扎西全家就迁到丹巴寺了。

桑桑长到十五岁已经读完了五部大论，正在进修曼仁巴的医学知识。她生平第一次离开丹巴寺步行一小时到曼仁巴扎仑。最近几个月她不让有人陪同，因为她觉得自己走在这条路上会想些事情。这几个月她常被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搅惑着。以前的十五年里，她除了识字就是背经文，平时修习瑜迦功。这条使她睡觉都会惊醒起来的路，其实有一半是她经常走的。从她的禅室推开门是一条石条铺成的弯曲下坡的小路，两边是扎仑的下面所属各康村的居住院，走到转弯那里就是一堵红色高墙，里面是全寺中心，供奉着释迦牟尼和十六大菩萨。红墙下面是转经人走的路，有一个老人手持摩尼轮已经转了二十多年，她祈求自己下一世做个男人。扎西常常碰到她。老人见到她就全身伏地不住磕头。

红墙对面是格贵的大门，常有大堆的狗在那里追逐交媾。再往前走右拐就看到街了。这是丹巴寺最靠近街的大门。逢上晒佛节便人山人海，平时也有些商人扎满了帐篷。一些石匠和乞丐在帐篷和屋子之间用石块垒起些简陋住处。桑桑·扎西常来这儿买点印度商人的手镯耳环。去曼仁巴是从岔口出来往左拐。那是离开寺庙的一条种着荞麦和豌豆的田间小道，路旁一簇簇独行草在矮柳丛里繁衍。清晨还有阵阵女娄菜的气味。她常站在这里，从这里回头看丹巴寺的全貌，晒佛台在最高处，也就是半山腰。那儿高大，洁净，一尘不染。有风的时候还会听到屋顶上一片片幡帕颤动着，发出像撕碎布片似的声音。成百座日楚沿山势修筑起来。再往前是一条小河，那河由山上下来汇入远处闪闪发光的年楚河里。过了河就是曼仁巴了。

每次当扎西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她首先是忘了自己是活佛，是丹增·旺堆的转世，也不是男人。田野里的气息使她痴迷。她还愿意站在那座木板桥上，看着水草被水冲得摇摇晃晃。年楚河后面是一片荒山。

明天就要给她举行金刚杵灌顶的隆重仪式了。这一次，是由西方阿弥陀佛调伏她的贪性和疑嫉，也是她显露如来藏的最后一次身灌。现在是秋季，信佛的人不断从山里赶来，迎接她灌顶后马上举行的显露活佛仪式和布施活动。扎西对这些活动都不感兴趣，她只想一个人多想些事。

今天她像往常一样来到曼仁巴上师的正屋。大堂显得空荡，一具尸体停在中央，上师今天要讲人体气脉点的位置。这正是她急于要知道的。上师等一个扎巴把祭坛铺好，才开始动刀。他切开胸部先把五脏六肺都挖出，供到桌上，然后挑出心指出心眼的位置，阵阵臭气熏得扎西不断恶心。这里只有她是女人，虽然她也和他们一样剃着光头。她身旁靠着格列·班觉。他和其它十几个弟子一样正全神贯注盯着上师。格列·班觉是白朗寺派来深造的格西，已经学完《时轮金刚》。扎西每次听课都习惯地靠近他。

上师叫弟子全闭上眼，用心发慧看他心里正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四个喇嘛看到说了出来。上师叫到桑桑·扎西说。她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又是活佛。桑桑马上入定，可她瑜迦功只修习六年，心眼还模模糊糊。她口诵真言稳住本尊，重调心脉，明点还是不清。这时她觉得脚趾突然发烫，渐渐一股热气聚成一团，由腿直入心眼。她急忙默诵净三业真言稳住意观，渐渐看清上师心里呈现一条冰河。在她解定和光明交织之间，又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站在冰河里。她收心，告诉了上师。上师告诉她这里的就是我从你那里看到的。看到未来的眼不是心眼。上师开始从太阳穴扎进尸体的头盖骨。

桑桑心里很乱，上师没告诉她自己为什么会在河里，那是自己的未来吗？她奇怪自己一丝不挂竟是那个样子，就像佛画上的空行母。这时上师从脑垂体下面挖出一块软骨说：这就是未来眼。你们经过修炼会用这只眼看到别人身上潜藏的各种疾病和周围的魔鬼。刚才我看到桑桑·扎西在冰河里，就是后天她在星相占算时选出的六行三苦之一。

桑桑·扎西听着。不过你的瑜迦功在冰河呆三天是可以毫无损伤的。上师说。扎西心里全乱了。她只是在山上远远见过那条河。虽然她可以在冰天雪地里几天毫无冷意，但河是什么滋味呢？

她又想到刚才脚趾那股热气，不是自己发的功。她往旁边看了看，只见光环还在班觉的头发里游动。她就对他笑了笑。她明白，班觉的瑜迦功已经超过上师。只是他从未跟任何人透露过。

上师举着尸体上的那块软骨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明世事，昏昏沌沌活了一生的人，所以它的这块骨头是黄色的。你们要修到发慧的程度它就成为透明体了。佛家的禅、显、密功最后都要归到这块软骨上，只有它才能使你看清佛界，心明眼亮，辨查万物的精灵部分。上师又用刀挖出一只眼挑破了，望着一股流出的浊水说：俗人是靠这只眼看东西的，由于它本身浑浊，所以俗人才被五毒缠身不能净悟。扎西把视线盯在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上面。那是个中年人，牙齿又白又大，五脏那里飞来飞去好多苍蝇。

下午桑桑一个人静坐在屋里。她刚去看了阿妈，阿妈病得很厉害了。她用几个月在曼仁巴上师那里学来的医学知识给阿妈治病，但都不理想。上个月她曾经把病魔移走一部分施到一只狗身上，狗立刻就死了。但喇让强佐说万物皆有灵，不可把病乱移。她眼看阿妈一点点枯萎下去，心里又是沉不下来了。明天是她灌顶的日子，也是自活佛丹增·旺堆死后寺里为她举行的最隆重的仪式。可她心不在焉。她看到这些天各康村全部重新换了幡帕，寺里那些十几年没用的长号也专门派人修理好，几个喇嘛天天吹练，各殿堂都灌满酥油灯，不分昼夜燃着。她心慌意乱，对着一盏灯呆想着。

禅院中央修筑了曼荼罗道场，摆上佛像和各种祭品，那个解剖过尸体的五脏

葬我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怀着要死的想法写的，我猜测。不然，怎样才能写出这样悲哀不怀生望的诗呢]

昭君出塞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趁着如今人马不喧哗，
　　只听得啼声得得，
我想凭着切肤的指甲
　　弹出心里的嗟呀。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这儿没有青草发新芽，
　　也没有花枝低桠；
在敕勒川前，燕支山下，
　　只有冰树结琼花。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我不敢瞧落日照平沙，
　　雁飞过暮云之下，
不能为我传达一句话
　　到烟霭外的人家。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记得当初被选入京华，
　　常对着南天悲咤，
那知道如今去朝远嫁，
　　望昭阳又是天涯。

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你瞧太阳落下了平沙，
　　夜风在荒野上发，
与一片马嘶声相应答，
　　远方响动了胡笳。

[我一直怀疑朱湘的诗歌确是收到某地民歌的影响，或者就像洛尔加那样。但是这首显然不是成功的范例，我看来。句尾押韵过多，诗段重复过于单调。配上音乐或许是不错的歌]

摇篮歌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它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蜜蜂飞的真轻。

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
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
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
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
　　睡呀，宝宝，
　　蚯蚓都停了声。

一片片白云天空上行，
像是些小船飘过湖心，
一刻儿起，一刻儿又沉，
摇着船舱里安卧的人：
　　睡呀，宝宝，
　　你去跟那些云。

不怕它北风树枝上鸣，
放下窗子来关起房门；
不怕它结冰十分寒冷，
炭火生在那白铜的盆：
　　睡呀，宝宝，
　　挨着炭火的温。

[这首太可爱了。]

仰望星空/温家宝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我一点也不讽刺或者夸张。至少按照雅克布逊的理论，总理已然掌握了诗歌的最核心处——对应。这表现不单单是在整体的四段都统领在正向的突出中间，还表现在竟然每一段意群都相互照应，更是读来铿锵有力，苍茫悠远。足以见得总理心胸之广博，学识之辽远。]

 

 

 

 

 

坚壁

狗强盗，
你要问我么
“枪、弹药，
埋在哪儿？”

来，我告诉你：
“枪、弹药，
统埋在我的心里！”

 

义勇军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
中国的高粱
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
一个义勇军
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
敌人的头，
挂在铁枪上……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我开始明白田间了。如果说每首诗都有一个诗眼，这里的诗眼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是惊心动魄的。]